今年3月14日是爱因斯坦（1879－1955）诞辰120周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向广大读者奉献一本爱因斯坦传——《上帝不可捉摸——爱因斯坦的科学与生活》的新译本，是对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天才的一种绝好的纪念。这传记的作者美国物理学家阿伯拉罕·派依斯，以“上帝不可捉摸”为书名也是很恰当地凸显了爱因斯坦的个性特征。爱因斯坦的科学传奇根源于他的心智，而他那澎湃心潮的主旋律就是他同自己心中的“上帝”对话。
西方中学的那种宗教教育，先是在少年爱因斯坦的心中建造了一座宗教的天堂，当得知是犹太人把耶稣钉上十字架时，一种作犹太人的耻辱感使他失去了往日那神圣而崇高的天堂。一本被他视为“神圣”的《几何》小书帮他找到了另一种天堂——纯洁的科学殿堂，他那思想的翅膀飞向了那里，于是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都“卖”给了科学。失去了宗教天堂的爱因斯坦，从仅仅作为个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了，从那种被愿望、希望和原始感情支配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了，把他那种虔诚的宗教感情完完全全地倾注到科学上来，在阿劳中学读书时就设计了自己将来的蓝图。伟大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著作使爱因斯坦换了一个上帝，大自然这位斯宾诺莎的上帝取代了人格神上帝在他心中的位置，对这新上帝的沉思被他看作自己的天职。这上帝使他安宁，这上帝令他坚强，这上帝引导他走过种种生活的喧嚣。当1921年米勒（1886－1941）宣称他的实验得到以太漂移的正结果而危及他的狭义相对论时，爱因斯坦不信以为真并评论说“上帝不可捉摸，但他并不邪恶”。他的这句寓意深刻的话，后来征得爱因斯坦同意后刻在了普林斯顿大学费因楼休息室壁炉的石架上，成为后人瞻仰的纪念物。1929年4月24日纽约犹太教堂的牧师赫伯特·哥德斯坦以一封海地电报询问在柏林的爱因斯坦：“您信仰上帝吗？”，爱因斯坦对这6个字作出这样的回答：“我信仰斯宾诺莎的上帝，他显示于存在事物的秩序的和谐中。我不信仰干预人类命运和行动的上帝。”第二天作为公开的复电被刊登在《纽约时报》上，于是爱因斯坦心中的上帝也就举世皆知了。爱因斯坦抛弃了宗教神学的上帝，但却满怀“宇宙宗教的感情”，怀着对大自然的无限敬畏，不懈地探索宇宙的和谐与奥秘。在爱因斯坦看来，高傲的大自然总是向人们隐藏它的秘密，但从不怀有任何恶意或施展什么狡黠的手段，他一生都在与他心中的这位上帝对话。派依斯的《上帝不可捉摸》可以看作是一本爱因斯坦同他的上帝的孤独对话录。
1905－1915年是爱因斯坦最富创造力的10年，到1915年12月他差不多累垮了，但他还是没停下来，1916年他又完成10篇论文，其中包括关于广义相对论的第一次总结、关于后来导致激光发明的辐射理论、关于至今还没有得到证实的引力波的预言，过度的劳累终于使他在1917年初病倒了，一病就是好几年。1919年11月6日爱因斯坦被推上神坛，因为这一天英国的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台确认日食观测证实了爱因斯坦关于光线弯曲的预言。
爱因斯坦知道命运给予他的独特使命，他明白道德理想对于人类的幸福比知识更为重要，因而他也为正义和自由而呐喊，以他那出自内心的诚恳和谦卑关心着普通人的生活。爱因斯坦不是一个没有具体特征的、从抽象思维的顶峰给人们带来福音的先知。他写过成千上万封推荐信，给千百人出过主意，为了有助于一个精神病患者恢复健康他不惜一连几个小时同他谈话。对广大阶层的人们来说，吸引他们的不是爱因斯坦思想的抽象的内容，而是他那伟大人性的魅力和他特有的容貌、习惯、行为等活生生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爱因斯坦是理想人格的象征，一位名叫弗瑞克的植物学家把他发现的一棵前所未知的仙人掌类植物命名为“爱因斯坦”，一艘美国商船的水手们把他们在德国海岸上救活一只饿得半死的猫命名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知道仅仅靠知识还不能使人类幸福，一张爱因斯坦签名的他本人的照片成为科内利亚·沃尔夫太太的特别通行证。他的逝世是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1871－1919）笔下的“格列佛之死”，他像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鲁德维希·贝多芬（1770－1827）和约汉·沃尔夫冈·哥德（1749－1832）一样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爱因斯坦的道德权威导致我们对科学的新的社会功能的广泛理解，科学愈是深入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中它就愈富有人性，科学家愈远离个别问题而转向宇宙的一般图景他的创作就愈接近全人类所关心的最尖锐的问题。科学在现代生活中和现代人的心理中的地位，还涉及到理性的情感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世界的合理认识在现代道德理想形成中的作用。科学是在同实践与社会思想的历史重组中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它也对它们表现出重大影响，科学已经进入变革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时代，包括物质的、智力的、感情的和美学的变革和干预。爱因斯坦所贡献的科学成果不仅开辟了科学的新纪元，而且其中所蕴涵的思想也震撼了人类的内心世界，他是我们这时代的科学与文化的最主要特征的一个典范。
概而论之，爱因斯坦的一生，是探索宇宙的和谐与奥秘的一生，是寻觅社会的公正与和平的一生，是追求内心自由与完美人格的一生。作为宇宙的和谐与奥秘的探索者，他创立了狭义和广义相对论，开拓了现代宇宙学，推进了量子论的不断前进，激发了基本相互统一的物理学研究纲领：作为社会的公正与和平的寻觅者，他是热忱的民主主义者、诚挚的社会主义者、积极的和平主义者和虔诚的世界主义者；作为内心自由与完美人格的追求者，他那充满活力的纯真喜悦，他那诚实和谦逊态度，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人。要更多地了解爱因斯坦，除《上帝难以捉摸》外，不妨看看下述著作：安东·赖泽尔（1889－1964）的《爱因斯坦传》（1903年）、菲利普·弗朗克（1844－1966）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生平和时代》（1947年）、保罗·希尔普（1897－？）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哲学家－科学家》（1949年）、塞利希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54年）、奥托·纳森等的《爱因斯坦论和平》（1960年）、库兹涅佐夫（1903－1984）的《爱因斯坦——生·死·不朽》（1962年）、班奈施·霍夫曼（1906－）海伦·杜卡斯（1896一1982）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创造者与叛逆者》（1972年）、马克思·弗吕基格的《爱因斯坦在伯尔尼》（1974年）、汉斯·斯皮克尔的《爱因斯坦与乌尔姆》（1979年）、许良英等的《爱因斯坦文集》（1979年）、汉斯－朱儿根·特雷多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柏林》（1979年），苏尔康普·沃拉希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传》（1993年），赫尔曼·阿明的《爱因斯坦传》（1994年）、派依斯的《爱因斯坦往事录》（1994年）、海伦·杜卡斯和班奈施·霍夫曼的《爱因斯坦的人际关系》（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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